上個世紀六、七十的年代對歐美世界來説是一個「變革的年代」。政治上有美國的民權運動風潮、法國的五月風暴，經濟上有世界性的石油危機，至今仍然備受爭議的越南戰爭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在這樣不安的年代，逃避兵役而流落他鄉者有之，遭受政治迫害而出走的人也有，憤世嫉俗而浪跡天涯的也大有人在。被大環境壓迫得不安於室的人們，帶著對殘酷現實的逃避，懷著對「香格里拉」式的烏托邦的憧憬，不約而同地踏上了「嬉皮之路」。
「嬉皮之路」從字義上可以猜出來是「嬉皮們走的路」，但實際上除了真正的嬉皮（hippie / hippy）以外，還有放長假的學生和利用工作空檔出來旅行的社會人士。他們之間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年輕」。這個沒有大的社會、家庭包袱的年輕族群，帶著不完全成熟的心智，企圖在漫漫長路上探尋一些東西。發現自我、探索未知世界、尋找真理，以及種種帶著哲學或宗教色彩的句子都是他們簡單而冠冕堂皇的出走理由。他們之中有些人（主要是嬉皮）還以相當驚世駭俗的生活態度而著稱，種種跡象顯示出嬉皮之路的旅行與一般觀光旅行的不同點。
美國「垮掉的一代」相當具代表性的作家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自傳體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於1957年問世，書中的幾個年輕男女沿途以自駕車、搭便車的方式橫穿美國大陸到達南方的墨西哥，一路上他們放縱地飲酒、濫交、吸大麻，並探討東方的佛教禪宗哲學。自此揭示了一種新的旅行方式和態度，開啓了嬉皮之路的旅行方式的先河。接著，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著作和他在六十年代初期的一趟印度旅行，引發了西方社會對心靈啓蒙、東方宗教哲學的廣泛興趣。此後，走嬉皮之路去印度成爲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的一個文化現象。
經過長時間的跋涉最終到達他們心目中的「聖地」以後，許多旅行者選擇常住在加德滿都、果亞、達蘭薩拉（Dharamsala）、里虛克虛（Rishikesh）等都市。有些人跟隨古魯（guru，印度教的導師）追尋他們的哲學理念，有些人則留在與當地人隔絕的嬉皮社區中生活，還有些沉迷於毒品而無法自拔，做起了毒品生意。當初嬉皮之路上的旅行者,絕大部分在旅行結束之後就返回家鄉，許多參與過的人都認爲這樣的旅行影響了他們之後的人生，但筆者迄今尚未找到太多關於這些「壯遊」歸來的人們的現身説法。不知道這些人後來都怎麽樣了，或許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嬉皮之路上的一些國家仍然保留著當初嬉皮們走過的痕跡，最著名的應該是加德滿都的奇異街（Freak Street）,至今「嬉皮式」的遊客在這些國家仍然存在著。筆者在今年初印度旅行的時候，曾經看過一些裝扮誇張、舉止特殊的西方遊客，一般的西方遊客對他們一些旁若無人的舉止也是頗有微詞，更別提相對保守的當地民衆了。之前看過大衛‧亞當斯（David Adams）的《地球邊緣之旅》系列紀錄片中介紹喀什米爾（Kashmir）的部分，裡面有一個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蘭教住民提起當初他們看不慣那些行爲放蕩的嬉皮，最後把他們全都趕走。而在同時期的著作裡面，都不難看出嬉皮文化對當地文化的影響。雖説嬉皮文化並沒有絕對的優劣，但是一些明顯的壞習慣－尤其是吸毒，就是相當要不得的了。比如作家黛芙拉‧墨菲（Dervla Murphy）的旅行文學《那裡的印度河正年輕》（Where the Indus is young）中，作者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吉爾吉特的一天晚上，當地的學生帶著鴉片跟大麻煙請她吸食，讓作者心中非常感嘆。
而今在土耳其、印度、尼泊爾等國家普遍存在著非常差的觀光風氣，筆者認爲這多少也是「文化污染」所造成的惡果。觀光人潮造成的污染雖然遠小於工業污染，但是由素質參差不齊的遊客造成的對當地人的誤導，使得當地人在價值觀等方面造成的嚴重偏差，是非常可怕的。嬉皮之路的旅行，在精神上原本也擁有積極、良好的一面，其中的許多元素，比如節省花費、搭便車的行爲，還被今日的「背包客」（backpacker）式的自助旅行所吸收。然而，在背包客的群體中，也是有少數具有嬉皮式缺點的人。
就如同人類社會的大部分事物，「旅行」本身有好與壞的兩面。筆者認爲，旅行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它的教育目的。我們要時刻注意旅行的初衷，避免往壞的地方推進，在旅途中多用心去追尋、去領悟，帶著這樣的想法出去行走，就能夠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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