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從我的創作歷程談當代中國音樂－周成龍

主題：從我的創作歷程談當代中國音樂
講者：周成龍(中國大陸名作曲家)
時間：2011年4月23日(六)下午7:30
地點：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１６巷１號(紫藤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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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講座中，來自上海的民樂（國樂）作曲家周成龍先生以個人的創作歷程為例，為包括音樂界、茶藝界人士在內的三、四十名參與者概觀扼要地描述了「當代中國音樂」近幾十年來的流變。

我本身對國樂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對中國大陸的當代音樂更是沒什麼概念。當初之所以會想聽這個講座，一方面是想趁機會多少作一番了解，另一方面也想從這個不熟悉的側面來觀察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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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把當代中國音樂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介紹過程中他以自己所創作的一些比較具代表性的曲子作為範例，以協助聽者去領受個中差異所在。

首先是「計劃經濟時代」、也就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時期。講者把在那個時代的音樂研習者喻為「天之驕子」，因為就連在五、六零年代之交的「三年大飢荒」那個遍地餓殍的年代裡，每個人都還能享有固定每個月配給十四兩肉的待遇。此時期的音樂是「嚴格的培訓下」的產物，有許多精緻的小型作品出現。例如胡琴曲《江雪》，闡述的是古代文人柳宗元孤傲而壓抑的心理狀態。在我看來，如此的曲風的產生，頗有當時音樂創作者身在「高牆」內受保護，而卻又暗自憂慮外面普羅大眾的悲慘現狀的意味。

再來是八零年代「改革開放」之後的時期。客觀環境開放的結果，作曲家的想像力也獲得了解放。此時期的創作往大型化的協奏曲方向發展，慷慨激昂的曲風儼然是受到蘇聯音樂的影響。例如二胡協奏曲《江戀》，寫的是嘉陵江邊為生活而辛勤勞動的人們一邊工作一邊呼喊的「號子」聲。此時期的講者為了做「田野調查」而頻繁走訪少數民族地區，光雲南地區就走了三十幾趟。例如《空山新雨》一曲寫的是貴州地區的采風，揉和有許多當地音樂的元素。

最後是從西元兩千年至今的時期。在政府財政寬裕的背景下，大量的經費投入其中。然而，在例如上海每年投入數億人民幣經費的狀況下，卻未能取得相應的成果。依講者的說法，一方面是體制改革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焦躁不安的大環境使然。在目前的體制下，「慢」文化的音樂體系受到「快」文化的廣電體系的主導，產生了很多適應不良的問題。例如粗糙的「晚會文化」與精緻的藝術文化之間相互矛盾的問題，又例如舉辦「外國人寫上海」活動之類的耗費巨資卻缺乏實質效益的「面子工程」的問題。此外，學院的招生由於普遍存在的黑幕，難以招收到真正優秀的學生。而注重理論、實驗性質濃厚的學院派，與注重音樂可聽性本質的音樂家協會這兩個體系之間，又有著尖銳的對立。

據講者形容，當今中國音樂的發展是處於一個對未來道路集體困惑的狀態，問題的本質在於「思想滯後」。在這種狀況下，很難產生出具備時代代表性的經典作品。講者本身也處於摸索的狀態，有別於原先以「寫景」為主的形式，近期開始嘗試以哲學思考來創作例如《山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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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作曲家周成龍先生口中的「思想滯後」問題，也是當今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文化、經濟、科技等許多方面的發展困局難以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制度改革的停滯不前，連帶慣用的箝制新聞、言論自由的做法，如此閉鎖的大環境將很難產生出活躍而具備創造、突破性的思維。就如同《老子》裡面所說的：「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無法突破發展瓶頸的結果，就只有往後倒退了。